讓小學教師做科研，這件事可行嗎?

　　對天津徐長青名師工作室的成員來說，這是一項硬任務�！安桓憬虒W過不了日子，不搞教研過不了好日子，不搞科研好日子也過不長�！惫ぷ魇抑鞒秩�、天津市紅橋區教師進修學校副校長徐長青用三句話概括自己心目中教學、教研、科研的關系。他把課堂比作“田野”，是“扎根”，做科研則是“仰望星空”，讓教師學會提煉和反思。

　　成立12年來，徐長青名師工作室已有200多項課題，在眾多名師工作室中以推動基層教師做科研而聞名。在這里，做科研不再遙不可及，而是一件“踮踮腳就能夠得著”，又事關學術尊嚴的事。

　　做能夠用得上看得見的研究

　　學具操作是小學中低學段數學的一個教學重點，但因為不好組織，很多教師在課堂上不愿意使用學具，在公開課才拿來“展示”。2017年加入徐長青名師工作室后，山東泰安小井小學校長趙曉兵以這個現象為切入點，開始了學具使用有效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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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室成員們的課題多為類似的“草根”研究，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追求題目的高大上，而是從微觀著手，把課堂上的小問題細細地進行解剖。

　　“做小微研究，做真研究，做自己的研究，做能夠用得上、看得見的研究�！毙扉L青給工作室成員們提的這條要求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大家看問題的視角。

　　2008年加入工作室時，天津師范學校附屬小學數學教師葉鴻琳已拿遍天津教育界各類比賽的一等獎。進入工作室后，他開啟了從實踐者到研究者的轉變。

　　“我開始更關注課堂中學生的行為。如果僅看分數，小學階段是區分不出來的，但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強嗎?真的會學嗎?”在葉鴻琳看來，教育科研是把教學的細節放大，“讓教師看到成績背后那些比成績更重要的東西�！�

　　那么，教學細節是如何轉化為科研的?

　　加入工作室后，葉鴻琳的第一個研究便是教師在課堂中的行走路線。經過觀察和做實驗，他找到了最合適的教師課堂行走策略：講重難點，要站在講臺上，并且配合手勢吸引學生;輕松的話題和發散性問題，可以走到學生中;游走只適合觀察學生個體或組別學習效果，應該是課堂中最少用的一種。

　　多年里，葉鴻琳感到很多工作室成員從被動研究走向主動研究。拿他自己來說，先后研究過備課、課堂提問、班級的從眾心理等問題，“我是‘泥腿子’研究者，提出的理論不‘高大上’，但都是能看得見、用得上、摸得著的策略”。

　　緊緊抓住教師的學術尊嚴

　　徐長青是天津師范大學碩士生導師和兼職教授，他給10多名研究生上課時，教室里卻常常坐著50多人，其中很多都是從各地跑來聽課的工作室成員。

　　2018年，趙曉兵和另外18名泰安教師每月在天津和泰安之間往返兩趟，與研究生們一起學習了一個學期。正是這半年的學習，讓趙曉兵掌握了基本的科研方法。

　　進入工作室前，趙曉兵也做過研究，但他對自己的評價是“欠規范”，“原來我查資料都是百度，通過學習才學會了用知網，學到了怎么作文獻綜述、作匯報”。

　　徐長青介紹，能夠加入工作室的教師基本都有多年教學經驗，在當地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很多人科研意識已經淡化。跟研學習，目的是幫助他們重新樹立科研的意識和范式。

　　隨著工作室不斷發展，成員由最初的8人逐漸增長到目前的300余人，基地校達到247所，覆蓋了全國27個省份。除了方法論層面的學習和規范，如何在沒有行政約束的情況下管理工作室?怎么調動工作室成員的科研積極性?

　　徐長青的答案是：緊緊抓住教師的學術尊嚴。在他看來，工作室成員們因共同的價值追求而走到一起，工作室也應起到激發教師自我成長的良性作用。

　　工作室成立至今，徐長青始終以“六個一”的研修目標要求成員：資助一名學生、承擔一個課題、發表一篇文章、組織或主持一次大型活動、上一節面向區以上的公開課、帶出一個團隊。

　　工作室里，人人有課題，人人有課例。“我們是用研究課題的方式研究課堂教學，再用課例去呈現研究成果，我始終認為課堂和課題不能分開，研究與實踐必須打通�！毙扉L青說，為了讓研究看得見、用得上，課題答辯的一個環節，就是把研究成果以課例的形式呈現出來，“比如你的研究結論是在7個關鍵處提問能夠提高課堂效率，你就要用一堂課來說服大家”。

　　學術尊嚴還需要機制來保障。徐長青名師工作室注重課題的階段性管理，嚴格規范立項、中期匯報、結題輔導、結題答辯等環節，優秀課題將召開專場研討會�！肮ぷ魇乙蟀丫τ迷谘芯窟^程上，不要‘兩頭忙’，要督促成員們扎扎實實、真刀真槍地做研究。”趙曉兵說。

　　“田野”中來的科研最終要回歸“土壤”

　　科研從“田野”中來，最終要回到“土壤”中去。

　　工作室每年舉辦兩次內訓會，不僅解答成員們在教學中遇到的突出問題，還會把工作室最新的研究成果分享給大家。

　　內訓會現場還原課題的研究過程，教大家數據采集等操作技法。徐長青舉例說，比如教師視域的研究，發給大家一人一張課堂觀察量表，教師們有不同的分工，有的教師專門坐在教室前，捕捉某一組學生一節課的面部表情變化。又比如課堂教學提問頻次的研究，教師每提問一次做一個標記，再針對答沒答出來、有沒有追問等分別記錄，以此來分析提問頻次對教學效果的影響。

　　“好的方法只有得到推廣、被使用才具有實際意義。”徐長青說。

　　在工作室，很多成員實現了自己的“二次成長”，很多人成為校長或者地區教育科研攻關的領頭雁。如今，工作室有正高級教師12名，特級教師9名，省級學科帶頭人、骨干教師50余名。在工作室倡導下，不少成員成立了自己的團隊，開始帶動身邊的人搞科研。

　　在天津師范學校附屬小學，葉鴻琳負責全校的教育科研工作，并有了自己的團隊。他喜歡聽課，學校每名教師的課他每學期至少聽一次，參加賽課教師的課他甚至聽七八次。他促使學校從“關著門上課”，變成了“開著門上課”。

　　對于天津市薊州區第六小學教師孟慶陽來說，加入徐長青名師工作室后他變化最大的是思維方式，“做科研讓我更敏銳地發現學生需要怎樣的學習、怎么教才能幫助學生，做科研就是幫老師們找到類似問題的答案”。

　　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小學教師做科研的必要性在哪兒?“在基礎教育階段的學校科研氛圍不濃，很多教師實踐經驗豐富，僅靠經驗教師的成長具有偶然性，如果把經驗通過研究提煉為規律，偶然就能成為必然。”這是徐長青的答案。

　　“老師應該做發光的人，讓理性之光照亮課堂�！痹诓稍L中，徐長青反復提到“理性”這個詞，在他看來，科研便是理性的那束“光”。